揭秘中日韩英语教育 中国因英语加深了教育不平等

中日韩英语对比

英语加深中国教育不公

对于日本、中国和韩国三国英语教育的比较探析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这三个国家都有不太成功的经历，各自的应对和结果却各不相同。而当下有美国牵涉其中的三国间紧张局势则进一步赋予了英语教育更深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意义。

为什么要比较这三个国家？因为这三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英语与它们的母语截然不同。

这三个国家移民数量较少，都没有被西方英语国家殖民过。三国均为低生育率，造成了独生子女为了将来赡养老一辈而必须取得很高成就的巨大压力。中国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直到最近才开始放松。日本的生育率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1.39个孩子，而韩国仅为每名妇女1.24个孩子，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

三个国家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国家规模。中国人口为13.5亿，而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27亿和5千万。这跟教育系统所培养出来的英语使用者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都有高风险的大学入学考试，而英语是其中的必考科目。2013年，912万中国学生参加了高考，65万韩国学生参加了全国学术能力倾向考试，57万日本学生参加了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另外，中国大学毕业要求中有一项是通过大学英语考试，2013年有938万学生参加了这一考试。

从地理上看，日本面积是韩国的4倍，而中国更是日本的25倍。在如此多样广袤的地域上对不同族群的人实行教育是一项令人生畏的挑战，更不用说英语教育。日本则是一个岛国，而韩国仅仅与北朝鲜接壤。

中国同日本和韩国还有其他方面的区别。中国政府是一党制政府，因此教育政策能得以快速地实行。而在日本和韩国则可能花费数年时间。另外日本和韩国一般被认为是单语言单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有56个民族，并且除了70%人口使用的官方语言普通话之外，中国还有大约80种语言。更为复杂的是，汉语还包含许多互不相通的方言。

一直以来的大趋势是降低开始义务英语教育的年龄以达到更高的使用水平和改善发音。在韩国，使用英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掌握正确的发音。

中国教育部在2001年将英语学习从中学提前至小学三年级。然而，中国主要大城市的学校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从小学一年级教授英语。此外，根据Hu教授的数据："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授课时间有了显著提高。举例来说，上海学校的授课时间从1998年到2011年增加了超过80%。"他补充道："这一发展再一次巩固了英语作为三大最重要学校科目之一的地位，其他两门科目为语文和数学。"不过如前所述，中国有些省市正在开始提高英语教育的开始年龄以对抗这一趋势。

另一方面，韩国在1997年开始在小学三年级教授英语。而日本则比较晚，从2011年开始在小学五年级设置英语课程。

如何教授英语似乎是三个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目前三国都倡导沟通式语言教学结合用英语教英语的方法来取代固有的语法-翻译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依然是有待商榷的。

在大学阶段，三个国家都在提供更多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课程。根据高丽大学教育与艺术设计学院教育学教授PaulZ.Jambor的数据，目前35%的本科课程是英语教学，而这一比例将会增至45%。几所顶尖大学很快将会提供全英语教学。

在2001年，中国教育部表示在之后三年中5-10%的本科课程将会采用英语授课，而之后的最低目标为20%。

日本通过其"全球30万留学生计划"似乎也在做着相似的努力，但是其力度要小很多。许多日本大学提供英语环境的学位项目。安倍首相去年宣布在未来三年内8所国立大学将从世界各地聘请1,500位学者，其预期的教学媒介也将是英语。但是有批评说这都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

在韩国，当英语成为小学三年级必修科目的同时，韩国教师也接受了快速培训。举例来说，2004年在首尔32%的小学培训是有关英语教学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却没有出现，日本教师被要求教授英语但是却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

同时，为了增加外籍英语教师的数量，日本和韩国在1987年和1995年分别实行了"日本交换与教学项目"和"韩国英语计划"。JET和EPIK有着相同的使命，就是提高英语和促进文化交流。

可能是由于国家规模的缘故，中国的情况与其他两国形成鲜明对比。Feng教授说到："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像日本和香港那样偏向学校里的外籍英语教师。"虽然也存在外籍教师，但是英语教师基本上都是国内培训的。

1、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贸易的实用需求，使广州出现了一本英语教科书，《鬼话》(Devil'sTalk)。它是一册粗浅的英语入门书，以汉语注音。例如：把today注为"土地"，把man注为"曼"。

2、1847年，容闳以及其他几名在澳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跟随学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前往美国留学。回国后，容闳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后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洋务运动中，使用的大量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与李鸿章由此联合上奏清廷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清廷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

3、1862年7月，恭亲王奕?、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

4、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由清廷支付。首批留美幼童之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5、1884年，上海点石斋石印行中国最早的英语900句会话书，书名叫《无师自通英语录》。这部书突破了以单词为核心的编排方式，代之以译成汉语的英文句子。它仍采用汉语的字词来标注英文的读音。例如：Howmanychaptersarethereinthisbook?这句英文被注成了"好美呢却迫忒儿司阿儿则儿意因祭司不克"。

6、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合并京师同文馆改为译学馆，正式招生开学，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学制五年毕业。这是英语进入大学教育，成为一门学科的初始。

7、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1919年废科改系，北京大学分为14个系，年轻的留美教授胡适担任英国文学系主任。胡适与英文系的另一位著名教授辜鸿铭分别代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两派。

8、从外文系创建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转移到昆明。辜鸿铭、顾孟余、胡适、梁实秋、梁宗岱、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周作人、朱光潜、吴宓等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他们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学校还专门聘请了外教，外教为了教授学生，甚至专门编写教材，一位外教专门编了一本书书名《HOWTOREADALOUD》，由英国儿歌组成，因为押韵容易上口也便容易记住词的用法和变化。

英语教育总是伴随着潜在深层次的语言保护主义和民族认同感问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GuangweiHu教授发表过大量有关亚洲国家英语课程设置的文章。他说道："与英语相关的特定文化价值和信仰可能会和语言学习者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发生冲突。"

当把课程设置的重点放在英语上时，势必会造成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从本国语言的基本读写能力到高级科学知识。对此，北京政府将从2016年开始在高考中减少英语并增加语文的比重，同时，学习英语的时间也将从小学一年级调整为小学三年级。

在发展本国语言和学习第二语言之间必须寻求到一种平衡。最佳的情况是这两者之间呈现相互支持的关系。根据《中国与英语：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的两难》一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YihongGao的观点："当富有成效的双语环境形成后，对本国和目标语言/文化的掌握将由于相互之间的了解而双双得到提升。

文化理据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当教室以外的广大社会并不使用外语的时候，学习一门外语的动机何在？与本国语言或者数学不一样，学习外语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没有必要的。Hu教授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英语熟练程度是由整体国民对英语作为一种公共价值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决定的。

在中国，Hu教授说到："为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学生智力水平以及提高教育质量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对于英语学习的渴求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现象。JasonRicciardi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个外籍英语教师，以前他也在韩国工作过，他注意到："也许英语的魅力在日本已经消失，因为它已然确保了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日本已经走过了这一阶段。"2012年的GDP增长也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日本和韩国该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3%，2.1%和1.6%。同时，根据一项2012年联合国经济问卷调查，日本已经被认为是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和韩国则为发展中经济体。

前往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数量也支持这一结论。从2009年至今，在所有国家的留学生中，中国学生为最多，其中2012年为23.5万，韩国为七万，在印度之后排名第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如今日本仅输出两万学生位列第七。Feng教授这样解释中国巨大的留学生数量："由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刚刚打开国门，出国留学深造依然是许多家庭的梦想。"

获得社会地位是另一个学习英语的动因。Hu教授谈到："在中国，精通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明码标价的文化资本并且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Feng教授也同意："许多高级的工作职位和终身职业机会都取决于你是否拥有优秀的大学英语考试成绩。

而另一方面，东京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恒吉僚子则表示："在日本，尽管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在增加，成为精英人士与会说英语却没有必然关系。"

在背后支持这种对于英语学习渴望的是英语教育的私人投资。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英语语言服务的市场，其价值高达每年3600亿人民币，且有着高达30%的年增长率。韩国每年的投资在600到900亿人民币之间，而日本仅为不到60亿人民币，而年增长率更低于2%。

在日本，高水平英语可以通过私人投资来实现。根据经合组织一项2013年的报告，75%的韩国学生参加被称为hogwans的私立补习学校。"真正的英语教育发生在那个地方，"Jambor教授说。在hogwans学习的课程中，英语是被认为最重要的，超过了数学和韩语。此外，私立学校有很大一部分授课是用沟通式语言教学进行的，而公立学校则侧重于语法-翻译教学法。

在韩国另外一种被称为"野雁家庭"的现象也正日益普遍。这种家庭中，父母其中一方带着孩子出国在英语国家学习，而父亲则留在韩国继续工作以负担留学费用。为了减小这种英语学习上的差距，有传言说韩国政府将强制私立学校最早从小学四年级才能开始英语教育。而此前政府为了对教育热降温已经对hogwans实行了晚上10点关门的宵禁政策。

同样在中国，Hu教授阐述了英语如何引发教育不平等："如今在各阶段学校系统的各个学科中都有英语媒介授课，比如信息技术，化学，数学，地理和音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这种英语大行其道的情况影响了学生的科目学习并引发、加深了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因为英语已俨然成为了只针对特权阶层、富人以及精英人士的一项服务。"

在学生寻求教育和职业机会的道路上，英语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在韩国，同日本类似，教师针对CSAT大学入学考试授课，该考试只包含阅读和听力的多项选择题。而在中国，高考英语有阅读，听力和写作三部分。中国学生必须通过才能毕业的大学英语考试还有另外的口语部分。

但是从今年开始，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个中国城市已经降低了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同时增加了语文的比重。山东省部分地区可能会取消高考英语听力，而江苏省则可能取消整个英语高考。

与日本类似，在韩国如果将写作和口语加入CSAT大学入学考试也会存在公平性问题。目前多项选择题的形式排除了主观评分的可能。Jambor教授解释道："考试中没有口语部分，因为我们的理念是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接受相同方法的测试。正如2013年经合组织报告中关于韩国教育的阐述：“鉴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依赖于一个更为主观的标准将为徇私和腐败提供机会。多项选择考试形式的一个积极方面就是它为大学入学程序提供了合法性。”

转到求职方面，许多公司基于英语考试成绩来做出聘用决定。然而，与日本不一样的是，韩国和中国都要求在面试过程中的英语熟练程度。Jambor教授说在韩国"你需要熟练掌握英语才能通过面试，因为其中一部分面试是用英语进行的，更有6%是全英语面试。"在中国，Feng教授说到："大量的工作职位都取决于现场的英语测试。"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英语却是很少用到的。

前往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数量也支持这一结论。从2009年至今，在所有国家的留学生中，中国学生为最多，其中2012年为23.5万，韩国为七万，在印度之后排名第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如今日本仅输出两万学生位列第七。Feng教授这样解释中国巨大的留学生数量："由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刚刚打开国门，出国留学深造依然是许多家庭的梦想。"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历史表明中国的英语教育在2001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开始繁荣，而韩国是得益于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现在2020年奥运会给了日本一个机会。伴随众多英语教育改革的进行，下一个十年必定会带来许多有趣的英语教育成果。

资料来源：FT中文网、教育家杂志网、搜狐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