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感觉要挂科大学生联系老师“要分数”

不久前，在新学期的**堂课上，四川大学的刘凡老师(化名)就给自己的学生提前打了一剂“预防针”：到期末考试时，不要来找我要分数。

“要分数”已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普遍现象。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上大学时，身边有过学生向老师要分的现象；41.1%的受访者感觉答应给学生加分的老师很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大多数受访学生坦言，和教师沟通、联系，都只是为了让老师“记住自己”，给个好的成绩。

本应单纯的师生关系，为何变得如此功利？

考完感觉要挂，就给老师打电话送礼

上学期期末，在考完一门专业课之后，贵州大学[微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余飞(化名)觉得自己可能会挂科。她在心里盘算着：平时老师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是不是该打个电话，跟老师好好说说？

在大学校园里，存在一条似乎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考完感觉要挂，赶紧给老师打电话。

进行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余飞决定以学习委员的身份为全班同学**。她拨通了任课教师的电话：老师，这段时间考试太多，大家都在认真复习，但可能没有复习到您的考点，感觉不太好。可不可以请您在改卷时放宽松些，也把平时成绩给高一点？

“我在出差，等我回来再说吧！”这位老师说完便挂掉了电话。

余飞瞬间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她觉得不甘心，又给老师发了条短信。半个小时后，老师回复：“我会考虑的。”

余飞很高兴：“他回复我，就表示能体谅大家为了其他事情耽误了学习。”后来，班里的同学果然全部通过，余飞也得了73分。

“我相信，只要你够诚恳、够坚定，就没有攻不下的老师。”北京林业大学[微博]的于爽(化名)说。大一上学期，她选修的体育课是太极拳，期末考试却只得了75分，她缠着老师，硬是重考了两遍，老师拗不过她，只得给了80分。另一个学期的定向越野，她又用了同样的方法，成绩从70分变成了82分。

“我很佩服自己的厚脸皮，不过没办法，我必须得这么做。”于爽说。她进大学就立志要转专业，因此成绩排名一定要靠前。*终，她如愿以全班**的成绩转到了金融学专业。

也有学生把功夫下在考前，打电话或发邮件向老师索要复习**，碰到好说话的老师，就能拿到往年的试卷、考试的题型和**章节等。即使碰到不愿意多说的老师，也会多多少少得到点提示。

某部队院校边防指挥专业的马君(化名)为了“要分”，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给老师“送礼”。这个觉悟，则来自同门师兄的提醒。一般来说，女老师就送护肤品、牛奶等，男老师就送烟酒。

大一下学期有一门专业基础课，马君觉得自己没考好，就拎着4箱“特仑苏”牛奶到老师家里，说了一大堆好话，*终拿到了60分。

马君有一套惯用说辞，几乎是屡试不爽：“老师您辛苦了，这学期让您多费心了。其实我上课认真听课，考试前也用心复习了，但是可能是用力过偏，考下来感觉不是很好，只能请您多多关照。”

他表示，“有些教师确实就吃这一套，这也并不算是什么‘贿赂’。”

要分的学生，大多对学习投入不够

之所以有那么多学生热衷于“要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分数直接影响着评奖、评优、保研、出国、转专业、做交换生、参加夏令营等。

一门课的分数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对余飞班上同学网开一面的那位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考试的试卷都会严格按照标准答案来改，老师每给学生一分都要有依据，否则就会被视为评卷不严谨，要受处分。但他也承认，问答题和开放性试题的答案并不固定，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可，因此这部分评分受主观层面影响较大。评卷时，他也的确在这些问题上稍微放宽松了些，“我的题目出得灵活，难度有点大，所以对学生宽容些也是应该的。”

相对来说，期末考试成绩可协调的空间不多，而涉及作业、出勤、课堂表现、论文、课间交流的印象等多个方面的平时成绩，其浮动区间则掌握在教师手里。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在受访者中，“避免挂科，拿不到毕业证书”(70.9%)和“想把成绩拔高，为评优、保研、出国铺路”(66.1%)是“要分”行为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有过“要分”经历的山西农业大学大[微博]三学生崔明威(化名)看来，找老师要分的学生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做社团或学生会工作的，经常跟老师打交道，在学校里人脉很广，也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二是申请出国或忙于实习、创业的，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学习；三是窝在宿舍、网吧里，整天打游戏的。前两类人对分数的需求很高，第三类人只求“低分飘过”。三类学生的共性，都是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不够。

“对于前两类人，老师大都有‘惜才情结’，会很给面子的。找老师的学生，也大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崔明威说，而第三类学生，如果单纯打电话求情，老师一般也不理会，通常为了不挂科，这类学生会更多地把脑筋花在如何作弊、求同学照顾上。

崔明威就是“**类人”。他在校学生会和广播站都担任干部，并负责所在学院的不少实践活动，活动在宣传和评比上给学院带来实质性帮助。学院的分团委书记、分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因此也都认识他。当他成绩不好时，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老师，就直接找团委书记，通过他的人脉让那些任课老师放自己过关。

“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因为做学生工作而耽误了学习是可以谅解的，不会让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挂科而拿不到学位证。”崔明威毫不避讳，“学生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很会为人处事，毕业之后很有发展空间，一点也不比那些‘学霸’差。”

经常“套磁”的学生会受到照顾

在“前两类人”中，用心的学生都会在平时就注意和老师“套磁”、搞好关系，这样便能更加轻松地避免不挂科或者拿到高分。

安徽大学[微博]电信专业的陆旭(化名)就是如此。虽然经常逃课，但他却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一次做大学物理实验时，老师抽不出时间去接上幼儿园的儿子，他立刻瞄准机会，自告奋勇地帮老师把儿子接了回来，博得了老师的好感。期末考试后，他提出请老师吃饭，先是懊悔自己没好好复习，可能考砸了，又委婉地表明自己不想挂科的想法。老师尽管批评了他几句，但*终还是给了他70分。

陆旭也表示，并不是所有求情的学生都能让老师买账。“有的同学比较‘懂事’，老师喜欢他，才会给他加分，换其他人就不一定能成。”

**关系学院的周宇(化名)也强调，自己平时就注意积极与老师沟通，考试时再向老师求情就不显得突兀。

“跟老师关系非比寻常的学生都能受到优待，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得到照顾的同学心里都有数，剩下的就只能被蒙在鼓里了。”四川一所**大学的李历(化名)说，经常和老师“套磁”，或者跟老师做过实验、课题的同学，自然会受到老师的照顾。

李历也坦言，因为要出国，有时的确是为了成绩才跟老师搞好关系的。比如高数和物理化学两门课，李历都不擅长，他特意经常向老师请教，有时还专门去老师办公室问问题。*终，尽管学得并不是*好，但两门课的平时成绩都是满分。

在大三的一门专业课上，他感觉考的很糟糕，没想到还没等自己联系老师，老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得知他考前有事去了外地，耽误了复习，老师很宽容，既给他评讲了试卷，又让他重做一次，*终还给了他90多分，比**次考试的60多分大大提高了。

这位老师“特殊照顾”的原因，是因为在大一时，李历选修了该老师的选修课，并在一次课堂作业上，让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之后，通过课间闲聊、节假日发短信，他跟老师慢慢熟悉起来。大三，在该老师的专业课上，李历又表现得相当不错，老师就更喜欢他了。

在李历身边，有一些在他看来比较“高傲”的学生，他们非常优秀，专注于学业，不用靠和老师搞好关系就能获得高分。但他自认为自己不够擅长读书，因此不像这些学生有“高傲”的资本。“成绩不好还不跟老师搞好关系，说好听点叫不懂事，说不好听点，那就是找死。”

学生认为人情社会就该主动利用资源

在记者采访的大学生中，反感“要分行为”的学生竟然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这是正常现象，可以理解。

崔明威认为，无论是“求不挂”还是“求高分”的现象都很正常。“事实就是这样，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社会，绝大多少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

大一时刚开始接触这种现象，崔明威也曾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见得多了，他的思想发生了松动。他回忆自己在上初、高中时，也会有一些同学主动跟老师接洽，以博得老师好感，有些家长[微博]为让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会给老师送礼。

“如果我因为没有找老师而挂科，其他人找老师则拿了高分，我肯定不会反感，这是我自己不主动，我该后悔的是没去找老师。”崔明威说，他认为，找老师的学生，其实是在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他认为，学生向老师求情、送礼，与向官员行贿同理，即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感觉会被人挤掉，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

他举自己的例子说，“同理，广播站有些小朋友跟我走得很近，我有资源就会首先想到他们。对于那些不愿意搭理你的人，你肯定也不愿意照顾他。所以，只要你自己不主动放弃和老师接触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争取到这样的资源。”

浙江大学[微博]的王睿发现，“要分”行为随着大家年级的升高，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一上学期，班里很少有人这么做，“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开了，也没人觉得找老师要分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跟风的人也就多了。”

王睿了解到的老师中，愿意给学生加分的，以青年教师居多。中年教师、老教授则相对比较严格，认为放纵反而是害了学生。

“要是遇到固执的好老师，即使送礼也不会放你过。”崔明威说，“首先老师会反感你，其次他们认为放你过其实是在纵容，只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

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

“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老师要分数都是不对的，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伟迪老师说，“老师这样给分，有违考试的公平性。”

他也承认，这种行为在高校里已成公开的秘密。“想要禁止，实属不易。这样的情况多是师生双方私下的交涉，除非学生投诉，外人很少知道。学校即使要监管，也无从下手。”但对他自己而言，但凡听到与期末成绩有关的电话他就立即挂掉，或者直接拒绝，很多学生都在他那里碰了壁。有同学评价说，黄老师“滴水不漏”。

对此，黄伟迪说，“每个学生的平时成绩都是由老师主观评定的，因此老师更要公正地衡量学生的表现，给出其应得的分数。这不是人情问题，而是教师的职业操守问题。希望老师每给学生一分，都要慎重思量。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而不是只满足部分学生的不合理要求。”

李历却认为，反对这种行为的人太过绝对了。“人与人的交往肯定带着某种目的。师生相处，*开始肯定是有求于对方的。”他跟许多老师关系都很好，基本都是从向老师请假、问问题、探讨大学生活和就业方向开始的。但他认为，“交流是相互的，这个过程也会逼着你进步。”

崔明威也认为，“跟老师交流的学生成绩肯定不会差，你有和老师交流的谈资，*起码对这门课要有一定掌握。”他举例说，如果你跟一个历史老师交流，而你根本就不懂历史，那肯定是无话可说的。

刘凡一直对原清华[微博]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的一段话感触颇深：“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在四川大学从教20年，他看到师生关系在慢慢异化，“要分”现象则是这种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他建议大学生，不妨真诚地与老师探讨课程、生活、社会问题。“摒弃分数的干扰，少一些利益的纠葛，师生关系会纯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