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考落榜生 “疯狂创业”

5年前，出身安徽农村的他高考落榜。他将希望寄托于民办高校。在交付了高昂的中介费后，他被骗入了一个北京的自考班。退学后，李铄亦投入招生代理。

多年来，他在边缘社会跌打滚爬，他骗过人、拼过命、被拘留过，如今他仍想向主流社会靠拢。他创办公司想帮助大学生创业，但是招生代理这一容易获得利润的业务，李铄仍不舍得放弃。即便这项业务早在两年前已被***叫停。

李铄变疯狂了。

24岁的他在今年3月开办“疯狂创业”公司。10月5日，在公司的路上，李铄一边驾驶着雪佛兰，一边打电话给公司的营销总监，要求他在北京各校**发贴，称自己公司的幕后**是疯狂英语的老总李阳，该公司总经理李铄是李阳的弟弟。

“一定要炒作，要出名，才能吸引风投。”李铄想做民办高校学生创业培训基地，要做创业培训中的“新东方”。在他的规划蓝图里，争取第四年，让公司能够上市**。说话时，李铄闯了一个黄灯，“我爱赶在红灯前的*后一秒。练车技嘛。”

这个1982年出生于安徽草沟镇一户农民家庭的年轻人，只有高中学历，在北京的一个自考班学习了2个月退学，开始创业。

“就瞎折腾吧，不折腾明白了，他不会罢休。”在二姐眼里，李铄就是一头“犟驴”。

李铄其实并不是一头简单的“犟驴”。他一心想向主流社会靠拢，但在5年前，当他被一名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欺骗之后，边缘社会的印记便深深烙在他的身上。

吸引创业学生　投身违规“产业”

李铄的公司给学生作创业培训，所允诺的工作多是“出售打折机票”、“给民办高校做招生代理”等

从3月至今，有28名想创业的大学生来“疯狂创业”接受培训。他们每人交付给李铄2800元培训费，得到允诺：李铄将帮助他们成为“**”。届时，李铄将提供相应的创业项目，以及部分启动资金。

两星期的培训后，这些大学生很快得到项目。它们是：“出售打折机票”、“贩卖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给民办高校做招生代理”等。

大学生们无论做哪个项目，所得利润，李铄的公司都会和他们四六分成。

公司的营销总监谢春华透露，其实公司现在很难靠经营“大学生创业培训”获得理想效益，目前公司运转主要还靠上述的那些“副业”。

而给民办高校招生，*取劳务提成是谢春华口中的主要“副业”。李铄“培训”的大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会选择做这个项目。因为给民办高校每招收一个学生，可获得千元以上的提成。这些来创业的大学生无形中成为了被李铄聘用的招生代理。

给民办高校代理招生，李铄已经做了4年。自从2005年***发文，禁止民办高校委托中介招生，招生代理一行便被**的边缘化。“现在各个学校更能以各种名目克扣费用。加上招生代理依旧多如牛毛，竞争很激烈。”

“疯狂创业是我的一个理想，但理想与现实不一样，为了公司生存，一段时间内我想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命运两度打击　好人没有好报?

高中毕业被招生中介骗，父亲搏斗劫匪去世，这两件事让李铄走上人生分岔点

2002年8月19日，是李铄人生的分岔点。高中毕业的他，被一名招生代理带到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交学费时，李铄眼瞅着这名代理从中抽走1500元中介费。而直到上了几星期课时，李铄才发现，自己上的是一个成人自考班。“之前代理跟我说，6800元就可以上民办高校。”

那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于12月颁布，但多数人对“民办”、“自考”、“合作办学”、“**民校”等概念都不了解，“我与当时很多的高考落榜生一样，什么都不懂。那时，只要你给他发一张通知书，这些高考分数不理想的学生就感激涕零了，哪还管学校是什么性质的呢。”

李铄这6800块*全是10块、5块的小票，厚厚的一扎被李铄母亲放在其父亲军装的夹领里，外面用缝衣针缝了一圈又一圈。“我父亲不吃不喝打工一年只能*6000元。”

在皖北农村一个贫穷的村庄里，李铄父母都以务农为生。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也在上职专。为筹措高昂学费，李铄卖报纸、送早餐、打钟点工、做家教、发传单，*多的时候他**同时接了8份“活”。

另一个打击在2个月后击中李铄。李铄父亲搭坐运煤车，在从南昌回安徽途中遭遇*劫，搏斗时被歹徒用钝物打死。

得知消息后，李铄顿觉“天塌了”。他记得，*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是两人挤在徐州开往北京的*车上。父亲陪李铄去他们向往中的民办高校。两人挤在厕所边。李铄至今记得，父亲褪了色的军装散发着浓烈的汗水的酸味。

“我一直相信好人有好报，可父亲的死推翻了我这个想法。”李铄父亲生前好友很多，葬礼上来的却很少。一个自称父亲战友的告诉李铄，只要给他一万块，就可以给父亲办一个见义勇为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就是烈士的家属了。

当年11月，母亲改嫁。两个姐姐相继退学嫁人。

李铄也退学了。他开始从事北京和老家农村的倒卖生意。先是倒卖手机，3部手机*了600元。此后，他倒卖过车票，卖过“证书”，做过电话营销员，送过快递，在非典时期贩卖口罩、手套、板蓝根……

在同龄人过着无所事事、花前月下的“幸福”生活时，李铄奔波于*车站、汽车站，不停地贩卖着自己的“生计”。

“所以没什么也不能没*，80%的悲剧都源于贫穷。”贫困中，李铄想到了做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当时觉得做代理真的很**。”

7万提成缩至2元　“我骗得没他们狠”

李铄为招生公司做代理，被公司克扣提成，自己没有*到*

利用在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积累的人脉，李铄很快找到一名有多年招生经验的代理。他传授的经验让李铄大开眼界。

“那些招生代理们的招数无非就是，老乡拉老乡，朋友拉朋友，学生拉学生。然后把民办说成**，自考说本科，就业说成包分配。”李铄说，在北京做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学校只在乎能否招来学生，哪怕是通过传销、绑架、胁持、诱骗的方式招生，“只要招来学生，他就给你*。”

在一家“明智求师”的招生公司，李铄交了98元的代理费，获得一大堆招生简章，以及一张空白的“招生委托书”，然后回老家泗县招生。

那年恰逢“非典”，出入省市已被严格控制。快到县城时，有人查扣北京方向来的车辆，李铄扮哑巴，逃下车，步行回村，“走了30多里，背上那80多斤的招生简章仿佛像座山。”

由于被村民举报，李铄为逃避隔离观察，连夜骑车回到县城。他花80元，租了间门面房，从朋友那借来了一张沙发、一张桌子，装上一部电话，在门口扯起一面横幅，“北大、人大等北京36所高校联合招生”。

那一年，李铄借鉴其他代理的经验，决口不提自考，只谈北京的发展与机遇、大学生活的美好、软硬件设施的完备，一口咬定学校是百年名校绝对**性质，找一些学生或老师做托。

*后他给“明智求师”招了73名学生。按1000元/人的提成，李铄可收入73000元，但结到手的劳务提成却只有2块*。

公司的解释是，李铄招的那些学生和其他代理之间有重合。后来李铄才知道，招生公司常用此借口扣除中介费。“不可能有冲突，我是*早把学生资料传给公司的。没*到*，是因为我骗得没他们狠。”

*拼江湖　用命换*

在**的道路上，李铄决定自己成立公司，同时也要面对很多风险

吃亏后，李铄意识到“与生存相比，道德与尊严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决定自己做招生代理公司。

2004年6月，李铄联合好友苏兴旺、王立新，集资5万元，承包了“明智求师”公司的沙河分公司。李铄认为“明智求师”的运作模式太陈旧，他有更好的生财之道。

“明智求师”只雇用招生代理，然后由招生代理出去招生。而李铄则允许这些招生代理再去雇用招生代理，“其实一线招生的代理*的是小*，招代理的公司*的才是大*。旗下代理越多，公司**越多。”

一个月后，李铄以17万的价格将总公司盘下。

而公司刚一开始就遭到麻烦。公司原老总与各民办高校打招呼，克扣李铄劳务费。“学校说我招的许多学生和别人冲突了，而且很多学生没交学费，本来是100人，学校都咬定是50个，我没办法。”

立交桥下，李铄和原公司老总各拉来众多帮手，准备*拼，在朋友说和后，以五五分账了事。

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带混，李铄明白“*都是用命换来的。”

2005年8月，李铄做“计划内指标”的招生业务。“只要给*，分数再低也能保证进大学。”

“代理会问学生家长要七八万，”李铄拿走5万，将其中的3万5交给一个杨姓朋友，“他能拿到**高校的计划内招生指标。”

但随后，杨某拿到*就消失了。家长们逼着李铄要*，什么手段都使了出来，差点酿成大祸。

铄石能成金?

李铄做招生中介被警方拘留，经历打击后，他明白人生必须要知道害怕，才能本分地活着

李铄床头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西装革履的他站在吉普捷达王边上，一张是留着“青皮头”的“犯人照”。去年6月24号，李铄被押往山西古交市看守所。当地警方认为李铄涉嫌该市一起高招诈骗。

李铄旗下一名代理在古交曾以六万元的价格兜售“计划内指标”。其中有4名受害学生家长在交了6万元*以后，到校注册，发现并没有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于是报警。李铄和3名公司股东被抓。

“那段时间，老是失眠，一宿一宿的，眼里全是血丝，针扎似的，头疼欲裂”李铄说，“当时一闭上眼，就感觉四面全是青灰色的墙向我逼来，那墙高不可攀，四面挤压着我，越来越紧。我才24岁啊，要一辈子就呆在这里了吗?”

李铄给二姐的信中说，人必须得知道害怕，才能本分地活着，我现在真的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拘留所中，李铄等人待了30天。在李铄二姐与其他三名股东的亲人向学生家长“交还”了24万元“指标费”后，李铄等人得以“取保候审”。

从看守所回来以后，李铄每天睡觉前都要做祈祷。“我现在只想信点什么，让自己的心情尽可能的平静。”

但李铄并没有放弃招生代理的工作，新成立的公司把这个当成主要的“副业”之一。

11月，某个秋日的午后，“疯狂创业”公司里，播着李铄向全体员工推荐的歌———刘欢的《在路上》。他要求每个新员工学习，每次开会都要集体高唱。歌中那句“那**，我不得已上路……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曾深深打动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