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 李荣安谈

2014-01-26来源 : 互联网

李荣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曾担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会长、香港教育学院署理校长及*席副校长;长期从事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次提出并在**社会积极倡导“亚洲公民观”,获**社会的高度好评。

培养合格的****公民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2010年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公**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合格公民。”然而,究竟什么公民教育,怎么开展公民教育,中西方的公民教育又有何差异,笔者就此采访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前会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亚洲公民观”的积极倡导者李荣安教授。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

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滕珺:我们都知道,公民教育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但每个人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是不一样。您是如何理解公民教育这一概念的?

李荣安:要理解什么是公民教育,*先要理解什么是公民。中国现代公民的定义基本是法律定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出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遵循国家的法律,促进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考察“公民”这个词的词源,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公民这个词源于古希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古希腊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中有1/3的人是自由民,2/3的人是奴隶。奴隶本身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残酷地对待奴隶,甚至买卖交易奴隶。因此,只有这1/3的“自由民”有资格做“公民”。而“公民”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服务大众,担任公仆的角色和职责。这与我们孟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兼济天下”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时候所说的承担“公民”责任。所以,当时的“公民”都是贵族,都有特权,他们享有社会的福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社群服务的责任。

21世纪是一个大量移民的时代,现在的移民数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导致一个人不光属于一个国家,属于一个民族,属于一个民族里的小族,也属于自己的语言群体。以我自己为例,我现在讲普通话,而广东话是我的方言,方言是一个族群语言,而普通话是一个国家语言,我是一个广东人,又是一个中国人。同时我在**上讲英语,因此我也是个**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有三重身份。此外,现代人口流动的方式和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人口流动是长期移民,而现在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是短期移民;以前我们担心出现人才流失的问题,现在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流动;以前的流动是单向流动,就是从发展中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现在很多人反过来从发达地区流向发展中地区,出现了双向流动。所以,现代人往往承担着多重公民身份,公民教育中也因此出现了“多重公民观”和“全球公民观”。也就是说,无论你身处哪一个地方,你都需要履行一个人的公民责任。“公民”也慢慢从以前一个比较保守、封闭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概念。

滕珺:李教授,您刚才提到“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履行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一个人的责任都包括哪些?

李荣安:这就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关了。在中国,我们谈公民更多是从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如家中有父子、兄弟姐妹的关系,学校里有师生关系,**里有从属关系,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子称自己的百姓为他的子民,也就是一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亚洲与西方公民观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公民观与西方的政治体系相关,而亚洲的公民观则与伦理和人际关系相关。所以,在西方就算他们谈公民的人际关系,主要谈的也是一个人与一个政体的关系,但是在亚洲,公民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处理好一个人与自己、以及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然后再推广至与群体、国家的关系。

我曾做过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调查,收集了菲律宾、印度、日本、韩国,同时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民课程。我发现这些国家公民道德课程的框架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先谈我与自己,然后谈我与家庭,我与社会,我与国家、民族和世界,最后还要谈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其中,有两个东西西方人很难理解,一个是我与自己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是他们公民教育的课程中从未涉及的领域。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就很自然,因为我们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滕珺: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天地良心“,其实指的就是要处理好天、地、自然与我自己的关系。

李荣安:对,我跟西方学者讲“天人合一”,他们听不明白,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要顺应天意,顺应自然?因为我们讲究“灵性”,或者用古人所说的“心性”或是现代人说的“精神”这个概念。我们相信自然运行的法则与社会运行的法则是一直相通的,天人和谐,人与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这一点亚洲的很多国家如印度、日本,菲律宾都表示赞同。他们也说,其实人是需要灵性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灵性,不懂做人,不懂生活,不懂天意,是无法和他人和谐相处的。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亚洲谈公民教育,必须先谈人格,然后谈人际关系,然后再谈人与天的关系。“关系”是亚洲公民观的核心。

滕珺:所以我们会发现,亚洲国家普遍将从”,或者是“道德与公民教育”。

李荣安:是的。我在亚洲很多国家开展调查时都问他们,你们的公民教育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道德教育。如,在香港我们谈公民道德教育,你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才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我曾经和美国的一个教授一起开发了一张关于公民素质的问卷,问学生哪一条是好公民,哪一条是好人?有意思的是,美国学生都可以分辨出来,而香港的学生却分不出来,因为香港的学生认为好人就是好公民。而在西方社会,好人不等于好公民,好公民也未必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在公民教育中有清晰的公私之分,如果你“公”做得好,“私”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管你,就像古时的“竹林七贤”一样。但是,在中国就不同,如果你不是好人,你就根本不配做一个好公民。所以中国传统的公民教育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公民的*要条件,身不修,其他都不要谈了。

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有公民教育,但是他们的年轻人都很道德反派,比如,四处涂鸦、破坏公物、偷车等。而我们没有开展他们这个模式的公民教育,但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东京、*尔,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但又最安全的城市,而芝加哥、三藩市、纽约却不是。因此亚洲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形式性的法律,没有接受政治性的公民教育,但是亚洲普遍强调“慎独”,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在亚洲社会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无法分割的。

全球化与中国公民教育

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事实上,中西方公民教育正朝着越来越相似的方向发展,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塑造,我们的亚洲公民观正在影响着世界。

滕珺:刚才,您提到了世界公民教育这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怎么理解公民教育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呢?

李荣安:的确,现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边倒的,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全球化越明显,人们的迷失感越强烈。就像现在讨论的“第五代”,因为他们的父母到处工作,他们也随父母到处漂流,既不属于这里,又不属于那里,他们很难形成比较明确的身份认同。因此,在全球化力量增长的同时,地方化的力量也随之加强,因为这是帮助他们明确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保留本土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会发现,欧洲很多国家很强调方言教育,比如英国的威尔士,威尔士文、苏格兰文现在都变成了很重要的语言。中国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教育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用担心全球化会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机。比如新加坡1997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面向21世纪的新加坡”,主要强调新加坡是个小国,其唯一生存的方式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对全球开放。新加坡一定要全球化,要**化,新加坡国民一定要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很有影响,在他们的老师或校长培训中,**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校长或教师起码要在海外生活一两个月,学生也要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比如到其他国家参观公司、学校等,了解别国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公司的,别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这对提升新加坡国民的全球竞争力很有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迈向全球,根植本土”,新加坡还是新加坡,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所以,即便他们在世界各国流动,但他们还是愿意忠于新加坡,而且忠于新加坡对他们也有好处。

滕珺: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化、全球化会削弱民族性,恰恰相反,二者的力量是自然生长、齐头并进的。

李荣安:是的,所以你会发现,纽约、芝加哥、三藩市等地的中国城还是60年前的中国城,他们使用的语言还有文言文的色彩,就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怕失去自己,所以传统的文化保存得更加牢固。

滕珺:您长期从事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您觉得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李荣安:其实,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课程体系很相似。虽然我们早期的公民道德课与政治课是一体的,比如小学开设的是思想品德课,中学是思想政治,大学就变成了政治课,公民道德课是依附于政治课来开展的。但从1993年开始,政治课与道德课就分开了。2001年中国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这个概念开始逐渐被大众所接纳。而且我发现,学校的公民教育也有微妙的变化,政治成分减少了很多,新增了社会品德方面的内容。如新课标中将我与自己、他人等的关系写得很清楚,中学也开始谈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而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前提假设是政治体系、民族体系和选举体系,主要讨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但上个世纪90年代后,西方也发现只谈权利,不谈义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后,他们十分倡导“共享价值”这一理念,不仅谈公民的权利,也讨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们会发现,中西方公民教育正朝着越来越相似的方向发展,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塑造,我们的亚洲公民观正在影响着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2009年,我曾经参与了两次公民教育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香港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知识在7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香港以前一直是殖民地,从来没有过选举,但香港学生对民主的理解却高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什么香港的学生对民主的认知比这些民主国家更好呢?后来台湾、韩国也加入了这个调查,排名前列。为什么亚洲国家排名都这么靠前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学校中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最好要有实际的案例,或者是刚刚发生的重大事情作为课程开展的主题。公民教育课程的开展应以学生为主体,与成人相比,学生更为理想化。如果由他们来选择题材,比如讨论如何共同建立理想的中国,那么这样的教学效果将出乎我们的意料。

滕珺:如果现在有个校长来问您,我的学校要开展公民教育,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李荣安(笑):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曾分析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公民教育**调查的数据,先看看有哪些国家将公民教育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课程,有哪些国家没有独立课程。结果两次调查数据都显示,50%的国家有独立的公民教育课,50%的国家没有。比如,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大纲。我们普遍认为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最好要有实际的案例,或者是刚刚发生的重大事情(如卫星升天)作为课程开展的主题。另一个经验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最好让学生主导课堂。我这20年一直在香港主编廉政公署的德育期刊,称为《托思》,主要面向一线的老师,每一期除了讨论一些道德、价值观问题外,我们还邀请老师和学生来写文章,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意思的是,越是低年级的学生越坚持自己的价值选择,越是成人,越向现实妥协。这其实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与成人相比,学生是更为理想化的群体。我曾经跟朱小蔓教授、李萍教授一起做过一个实验,我们找了3个小学,每个学校找了100个学生写文章。文章分为3个题目,谈自己,谈他人,谈大自然。我们要求老师不要进行引导,就是让学生开放性地写。结果我们发现学生的文章都非常好,真情流露。如果这些文章能变成道德教育的素材,那比我们自己编写的公民教育素材要好得多。所以,我倡导公民道德教育应由学生来选择题材,讨论他们的理想,比如讨论如何共同建立理想的中国,那么这样的教学效果将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解决了公民教育中教师职业倦怠的问题。因为很多公民课的教师觉得自己都不一定是一个好公民,如何去教学生呢。所以,作为老师,你就告诉你的学生,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共同发现真善美。

滕珺:您这个想法与顾明远先生的想法相似,他也在倡导要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要把时间和思考的权利还给学生。

李荣安:所以,我现在主张将学生在课堂中的讨论内容生成为教学的素材,转变为知识创造的泉源。这当然对老师有较高的要求,教师要有能力将学生零碎的思想变得系统化。如果你有这种能力,学生一辈子都尊重你,如果没有,学生就只应付你。其实,学校中有这种能力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他们有很多教育的智慧,只是一直没有人帮他们梳理过。如果他们退休,这些智慧也就消失了,所以我现在努力将一线老师的经验提炼出来,希望能形成一套可行的有亚洲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作者滕珺为北京师范大学**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张婷婷为北京师范大学**与比较教育研究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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