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涵——天命、民意和道德_营销策划

 **维说：“中国**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礼*方面，夏商是“藏礼于器”，而西周建立了礼乐文明。也就是说，夏商的礼*，更重视其外在形象，而西周的礼*，深入到了制度的内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即便商礼和周礼有些器物仪式在外表上相似，其内含和意义也有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一角度，才可彰显殷周革命的历史转折性。

周礼的变化，在表象上，仅仅是对殷商制度的损益调整，但其实质，却已经有了新的内涵。这种新内涵，来自殷商灭亡的教训。

商代的礼仪，以器物见长，大量青铜器就是明证。商末的**，从道德的角度看是十分崩溃的。“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直到今天，殷纣王荒淫无道、酒池肉林、滥杀无辜、残害忠臣的故事，正史多有记载，民间广为流传。其国家之亡，亡于“失德”。而且，关于殷商的失德，不仅是胜利者周人的批评，而且也有商人自己的反思。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有鉴于殷商的道德沦亡，周公在整理、建立礼制体系时，特别注意礼*的道德内涵。

周礼的建立，是以殷商的失德为反面参照系的。看看周初的文献，几乎反反复复在诉说着殷商灭亡的种种教训，几近于唠叨。“殷鉴不远”由此成为成语。《召诰》就是这种重复强调殷鉴的一个范例，这篇历史文献，多次重复说明“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道理。（《尚书》中的“监”即“鉴”）这正是周礼贯彻经验主义路线的一个旁证。

周礼的道德内涵，是从“天命”的新解开始的。殷商也讲天命。在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从三代的“受命于天”，到明清的“奉天承运”，所有的统*者都用天命作为自己权力的支撑。揭开天命的神秘面纱，其内涵是申明统*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任何一个人，都会通过对自己权力来源正当性的论证，增强自己的信念和勇气，商人也不例外。然而，这种天命咒语念得多了，就有可能自己也被迷惑，以为自己真是天命的享有者。一旦忘乎所以，悲剧就快来了。纣王就是这样，他自信满满地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却把自己送上了自焚台。因此，周礼的内涵，是从“天命靡常”开始的。周人承认天命，而且十分重视天命，但却认为天命可以转移。天命本身不可捉摸，表达方式就是**。《尚书·皋陶谟》就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左传》和《孟子》引用《太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人的民本思想，就是通过天命与**的镶嵌形成的。周公提出殷鉴，而殷鉴最终要落实于“民鉴”。《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本思想使西周的管理开始脱离商人的鬼神之道，强调人文之道。所以，后来孔子才由衷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礼倡导的是一种道德教化之*。正是由于天命可以转移，周礼才处处强调修德，以获民心，以保天命。后来解释礼*的文献，无不把德政放在显要位置。无论是礼仪还是乐章，只有以德为内涵才具有正当性。《乐记》称：“故德辉动于內，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礼*不在礼器的贵重，而在内心的恭敬。《曲礼》一开篇，就说的是品德以及与品德相关的仪容：“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临财毋茍得，临难毋茍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所有这些，不外是强调：践行礼*的基本要求是修德敛容，做正人君子。

在周礼的安排下，只有品德领先，注重教化，才能实现礼*的目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班朝*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不仅用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更重要的是，它是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基本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