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热议南科大：深圳教育改革遗憾什么

近日召开的全国“**”上，南科大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副主席朱永新[微博]在谈到朱清时将要卸任南科大校长时，对南科大改革表示“遗憾”。而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微博]教授葛剑雄认为，朱清时做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要指望有**性和普遍性。在体制没改变之前，去行政化不能**实现。

事实上，深圳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已诞生了很多教育改革先例，也涌现了很多教育梦想家和改革者，但改革效果却长期被质疑，“**”期间谈起，常有“遗憾”之语。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外部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固然重要，但改革执行者也需做好内部的改革。此外，深圳也应利用好特区立法权和计划单列市立法权，争取更大的办学自**。

●策划统筹：刘丽孙颖专题采写：昌道励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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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教改先天优势和需求

“全国要都想办这类学校，条件还不成熟，深圳能拿得出这么多*，其他城市能拿出来吗？一位教授教学工资100多万元，其他地方能负担得起吗？朱清时承载的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任务”。在今年的全国“**”上，葛剑雄曾表示，南科大目标是让深圳仿照香港科大，短时间办成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不是全国都有这个条件。

事实上，作为改革先行区，深圳诞生了不少教育改革的先例，还涌现了很多教育梦想家和改革者。**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前校长李庆明、深圳中学前校长王铮都曾以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公民教育实验引发广泛关注。去年，被外界贴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路者”标签的明德实验学校也在深圳创立，该校**而非**，**为其提供基本财政拨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其注资5000万元，学校实行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

为何这些改革在深圳“落地”？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深圳确实有着更多的优势和更好的条件，“深圳跟香港及其他地方的交往比较多，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都比较大，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去改变现状”。

明德实验学校创校校长程红兵则认为，这有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发展多多少少影响到教育，而且深圳有创新氛围，一些人来深圳就是奔着理想来的。”

长期关注深圳高等教育的张老师做了个统计，以今年各地的财政预算收入来看，上海是4000多亿元，北京3900多亿元，广州2000多亿元，深圳则是1700多亿元。“而北京的高校有50多所，上海有40多所，广州有30多所，深圳只有2所本科以上的院校。从经济条件、人口素质、未来产业的需求和导向，以及**的政策引导上看，深圳高等教育发展空间非常大，需求也非常迫切，也逼迫着深圳继续进行改革。”张老师认为，这也为更多教改在深圳诞生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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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受外部体制和评价体系约束

然而，教育改革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央校校长李庆明*后黯然离开、南科大被质疑改革失败……

“很多改革都是一开始雄心勃勃，结果却还是回到传统的模式”。储朝晖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整个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的束缚，“就像被两根绳索绑着，没法继续，还会遇到家长[微博]、学生的意愿等影响”。

储朝晖认为，所谓的改革勇气就是只认真假是非不认利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道理很明确，但也许为了短期利益、眼前的利益要屈服于体制”。在他看来，整个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改革很重要，但具体怎么改，目前还没有明细的思路或具体的路线图。“比如，大家都讲去行政化，但怎么去，要去什么，建立什么样的规范，都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哪所学校想改革管理制度等都很困难。

“当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微博]的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学校的官僚体制，从内部进行清理就可以了。但朱清时们面对的问题更多，并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而需要所有有志人士共同努力。”储朝晖认为，即便南科大在短期内没有取得成功，但朱清时所做的工作在历史上的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

有教育界人士尖锐地指出，目前许多被赋予教改使命的学校，发展到后来，更多的是在体制内争取一些特权，在制度上却再难有创新，其模式不具有**性。因为只是在内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并未解决外部问题。而要继续突破，要取决于**是否继续向学校放权以及能否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校长要搞清楚首先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把能做的先做好，“我觉得对于校长来说，首要的任务不是改变外部环境，我做好了学校内部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外部的刺激和影响。比如我把明德办好了，也会对基础教育产生一定影响力。”他还表示，社会要积极地鼓励希望改革、并为改革贡献力量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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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校内部管理做活”

深圳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如何更好前行？对此，储朝晖表示，教育改革在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上，具有全国关联性。深圳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学校内部做活。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教育改革涉及到原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教育行政管理、教育评价、考试、招生等，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储朝晖表示，但是在学校内部，比如校长如何任命、减少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的干预等方面，则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在各地改革空间都很有限的情况下，深圳应该往前迈一步”。

对于南科大目前的发展，储朝晖认为，南科大短期内要办成朱清时原来设想的样子，是困难，但仍要积极维持和推进目前的具体事务，“不要放弃”。他认为南科大建立的学术委员会、学生管理上的导师制以及招生方面的做法，都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做好。

而在程红兵看来，只要是改革，就一定会遇到困难。重要的是将矛盾减小，尽可能将其转化为正向的资源。“改革执行者要清醒，专心做到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事情。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抓好课堂、培养好老师。”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则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如今教育改革*核心的问题，是学校管理内部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深圳进行得相当火热了，比如内部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科研评价、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深圳的教育改革其实非常综合和多元”。

不过，学校内部改革的进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学校办学自**。李凤亮表示，无论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学术自治，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到的简政放权，归根结底都是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如何进一步放权，释放教育生产力，还可以进一步放开思路”。

“深圳要用好特区立法权和计划单列市立法权”。李凤亮表示，深大目前已请示深圳市人大[微博]，希望效仿香港高校的“一校一法”，颁布深圳大学条例。“大学章程是内部宪法，大学条例则侧重于**要如何投入和管理大学，社会如何支持大学等方面的法律规章文件”。此外，深圳市**还要努力推进深圳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条例的制定，用法律的方式规范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思路、做法、法律责任和权限。

但李凤亮同时表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是赋权的行为，要促进以上两个条例的出台，需要深圳市**和****取得更大的改革试验和探索的权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也显示，广东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先行先试，深圳在这方面也应该先行先试”。

“很多改革都是一开始雄心勃勃，结果却还是回到传统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被整个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约束，就像被两根绳索绑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我觉得对于校长来说，首要的任务不是改变外部环境，我做好了学校内部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外部的刺激和影响。比如我把明德办好了，也会对基础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

“如今教育改革*核心的问题，是学校管理内部的改革。深圳要用好特区立法权和计划单列市立法权。”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